石油的价格增长，你看见今天石油价格增长而不进可以吗？不行。
如果以货币供应量增速为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就无法准确控制隔夜拆借利息率。这样，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就顺理成章了。
换言之，要么价从量要么量从价，两者必居其一。中央银行不能直接实现最终目标，只能通过控制中间目标来实现。实体经济虚拟化是个世界性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演变的结果。总之，供给方规避管制的活动导致可贷资金的供给链条不断延长。后者为了生存则不得不转向高利贷。
不想承担任何风险的行为方式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两者都明显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 似乎可以说2014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如果中国政府未来仅仅依靠动用财政资金为金融机构注资来直接核销坏账、或者重演1990年代末期通过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来间接核销坏账，这都会导致银行债务最终转化为政府债务。
日本陷阱的两大特征，一是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一是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让我们以信托受益权的购入反售为例。金融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觉得这次不一样的自满情绪。从莱因哈特和罗高夫的巨著《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来看，在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意得志满、觉得危机不可能爆发之时，通常就是金融危机袭来的前夜。
风险由对外部门传染至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最重要前提，通常是一国的私人部门或（和）公共部门在本国经济繁荣时期举借了大量外国债务，且这些外债通常以美元或欧元计价。因此，为阻断金融风险从私人部门向政府部门的传导，中国政府应该鼓励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处理不良资产，由银行、社会与政府共同分担坏账成本。
而如果中国政府的相关思路，是在不影响政府与国企利益的前提下提高居民部门收入的话，那么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政府举债，二是通货膨胀。由于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管制主要基于资产负债表，那么只要把信贷资产从表内转移至表外，就可以不再受相关法规约束。例如，两党竞选要上台，领导人必须向民众做出很多改善其生活的承诺。读者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体现出日本陷阱或拉美陷阱的一些特征。
而根据审计署在近期公布的第二次普查结果，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债务已经飙升至17.9万亿元，占到GDP的33%。长期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警戒线。例如，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被认为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应提前制订一旦银行坏账率大幅上升，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详细方案。
笔者当时的判断是，要解决这个三难问题，必须牺牲掉一个目标。正如笔者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私人部门的两大风险中所指出的，随着国内外需求的持续低迷，中国在制造业与基础设施领域均会出现显著的产能过剩，而相关企业去杠杆化的结果，就是银行坏账的大幅上升。
未来五至十年，将是中国潜在金融风险显性化的时期，也将是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时期。然而如果分部门来看，则中国家庭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从目前来看，中国政府拯救银行业无非有三种手段，一是重新走1998年的老路，即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募集资金，将资金注入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由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价值从商业银行购买不良资产，之后再用财政资金来核销坏账。危机的起因可能是一个外部冲击，例如美联储快速加息。对外部门的风险减震器，是中国自1999年以来出现了持续十余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私人部门的风险减震器，就是居民部门高储蓄背景下的金融抑制。这一快速膨胀的新生事物很快引起监管机构警惕，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把银信合作的贷款规模回表，造成银信合作对商业银行的吸引力下降。在这一当口，爱尔兰政府对坏账潜在规模以及自身财政实力均作出错误估计，居然承诺为本国金融机构的资产提供全额担保，这就导致爱尔兰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直线飙升。
再次来看对外部门减震器。事实上，纵观拉美国家二战之后的历史，不少国家似乎总是在债务危机与恶性通胀之间振荡，由此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愈发不能自拔。
事实上，危机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但凡由新兴市场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的，都会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有人问，银行乙怎么办呢？道理很简单，银行乙可以把自己持有的票据或信托受益权，卖给银行甲即可。
如何应对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评论之九 在之前的八篇专栏文章中，笔者首先分析了私人、公共与对外部门分别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其次阐述了金融风险在上述三个部门之间的传导机制，再次解释了为何过去的风险减震器由于主客观原因而濒临失效，随后展望了中国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路径，进而警示了一旦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可能将中国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境。众所周知，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
所谓日本陷阱，是指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初期遭遇泡沫经济破灭，迄今为止仍未摆脱经济增长低迷状态的经验教训。当前国际学界流行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来分析系统性风险：时间角度的系统性风险即债务水平的累积（杠杆化）以及下降（去杠杆化），而空间角度的系统性风险恰恰是指风险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乃至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染。在项目结项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银行同业借贷已经取代银行理财产品，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结点。如前所述，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很可能是由于资本账户洞开后引发的大量资本外流，这会通过国内利率水平上升而加剧企业部门去杠杆以及加剧房地产价格下调。
8号文的出台虽然没有限制理财资金投资城投债，但显著限制了银行用理财资金购买信托受益权，银信合作再度面临冲击。总之，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我们既要努力从根源上来纾解具体风险，又要制订应对危机的政策预案，还要做好利用危机来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准备。
截止2013年第3季度，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为7.42万亿美元，海外总负债为4.29万亿美元，海外净资产高达3.13万亿美元。上述两大冲击，再加上利率市场化的挑战，无疑将造成整个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飙升，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甚至面临破产倒闭风险。
因为系统性风险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不会仅仅局限于在某个部门爆发，而是很可能沿着特定的路径在不同的部门之间传染。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导致日本储蓄率降低，从而使得高投资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降低了社会的创新与活力，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其中20元直接给了房地产行业，包括开发商贷款与住房抵押贷款，这些贷款背后的抵押品自然是土地与房产。一方面，应尽快建立全国性存款保险公司以及金融机构破产清算机制，缓解一旦金融机构破产所造成的次生性冲击。但巴西的服务贸易逆差的相对规模远远超过中国，主要原因是巴西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而现在的普遍情况是，第一，来自农村与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能上好大学的概率已经越来越低。
危机结束后，中国政府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家庭、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自身的资产负债表。2012年，中国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资本账户赤字。
为配合中国政府的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银监会与央行也放松了信贷的闸门，导致2009年与2010年的人民币贷款增量都超过了9万亿。中国老百姓储蓄率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高，主要的解释包括生命周期理论、谨慎性储蓄理论与流动性约束理论。
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盘，反而不断给出了亮丽的成绩单。公共部门的风险减震器，是整个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处于全球较低水平，这就为政府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稳定金融市场或提振实体经济创造了充足的政策空间，而不会对政府融资能力或成本造成显著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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